文化生态与文学艺术

一，概念的界定

陈家琪（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关于“精神生态”的讨论，我只能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把精神理解为符号化了的现象世界。在此前提下，再把符号化了的现象世界作为一个类似于人的“生态环境”的东西接受下来。如果说高山、森林、海洋构成我们的“自然生态”的话，“高山”、“森林”、“海洋”这些词语则构成我们的“精神生态”。

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已经处于这种“精神生态”的环境之中，我们也只能在此环境（语境）之中进行人的理解、交往、沟通、冲突与共识。

鲁枢元（海南大学精神生态研究所）：相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社会性的人与其环境之间所构成的生态系统被称作社会生态系统。人类的欲望和意志，在欲望支配下的人类行为强有力地向外辐射着，使得凡经人的目光触及的自然全都染上人工的色彩，凡经人意志干预过的地方全都刻下人的印痕。

社会越是进步，距离自然就越远；人造自然的水平越高，社会发达的程度就越高，人类历史的进程似乎就是在这样一条直线上不停地向前迈进的。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态系统内部，通过人工的生产制作活动，已经渐渐把人与自然剥离开来。这个系统内部的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的运动循环已经发生了与自然生态系统完全不同、甚至与传统社会也有很大不同的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惨重的悲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酿成的。

二，态势的把握

何向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离我们最近的这一百年，沙化得厉害，人居住的环境显然是愈加恶劣的。“自然”这个概念也日益在字面上有了些风干的意思。另一种沙化，现在可能更多的组织与个人仍未及关注，它较之物化的自然也不那么容易有目共睹，相反，常常它时时处处是无形的。

是的，这里要说的就是“人心”，从世界文化史的这一百年，战争仇恨掠夺殖民沙化着，从20世纪的这最后十年，金钱财富穷困不均继续着沙化，不是危言，90年代文学文本与80年代文学文本两相比照，文化生态、精神生态面貌清晰可见。然而评论界只看见方法与艺术的革命，却往往忽视了这诸多表象背后的人心之变。

陈家琪：如果把“精神生态”理解为“文化生态”，那么对这种“生态”来说，到底是“创造”重要还是“维护”重要？相对于“自然生态”而言，我们现在差不多都有了一种“共识”，这就是最重要的是“维护”。“文化生态”却不同。文化是相对于人而言的，而且特别是相对于人的创造性而言的。“文化生态”是一个“相比较”而言的概念，只有通过比较，“文化生态”的创造性才能得到体现。有了比较，有了追求，就有了对“自然生态”的掠夺与破坏。这一方面的追求与破坏几乎是无可厚非或无可避免的。

问题的另一面则与文化中的“精神”的一面有着更多的联系，这指的是与掠夺、破坏自然的平衡本身无多大关系的观念形态（包括各种艺术形式）的创造与丰富。就这一方面而言，自然越是丰富越具有创造力，就越能满足人被这种创造所调动起来的需要。但如果仅只把“精神生态”限制在这一方面，则又失去了“生态”一词的本来含义。我理解的“生态”指的是一种原初的、本来就有但又横遭毁坏的生命（存在）状态。这种状态应该与环境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和谐，或把这种和谐理解为一种秩序，他应该包括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两个方面，相对于这种生命状态而言，恐怕也是“维护”重于“创造”、“恢复”重于“更新”。当然这里所说的“维护”与“恢复”都指的是一种理想中的原始状态。所以有关“精神生态”的讨论从本质上看是理想主义的，是乌托邦的，只不过它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后”就当成“前”。比如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扬弃，否定之否定）就是一个例证。

鲁枢元：资产者把他们的心理素质、价值偏爱、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时代精神、世界潮流，这不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到他的敌对阶级———无产阶级的意识里，还正在将它扩展到地球上人群居住的各个角落。至此，我们大约可以明白，什么叫“全球化”？全球化就是资本在全球“狩猎”、“套得”的自由化，就是全球变成一个大市场，就是资本对于全球市场的垄断。从生态学的角度讲，正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把生态危机扩散到全球的。

三，文学艺术的定位

鲁枢元：“贪婪性”与“算计性”是资本主义人格的主要内涵，这一人格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显然是相悖的。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不但是非艺术的，而且是反艺术的，出于资本的缘故，穷人、富人全都丧失了文学艺术活动的基础：美感。

几乎可以肯定，在因特网推进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同时又是资本侵蚀“人文”的进程，也是西方侵吞“本土”的进程。在此新的价值构架下，人文学者将失去它固有的品格和意义，本土文化将失去它存在的理由和空间。在人类文化领域内，与自然界类似，也将面临“物种锐减”的危险。

在此势态下，最富有个人特点、本土色彩的文学艺术，也迟早要被纳入“资本运转”的轨道，被赋予一种“工业生产”的模式。作品必须成为商品，审美不过是一种消费，精神的艺术遂为无休无止的休闲娱乐所取代。

这样的世界，其实最有利于个人体验的普泛化、个体行为的同一化、思维模式的标准化乃至话语方式的规范化，这就必然使文学艺术赖以发生的那些民族的、地域的、传统的、私人的、情景性的东西失去了价值。

陈家琪：作为我，更关注的当然是如何在可怕的扭曲与强制中获取一种个体存在意义上的真实。这种获取不再与实体有关，但它一定是精神现象在符号中所透露给我们的某种东西，或者说，是我们从精神符号中所期待、所召唤、所应答的某种东西。在此意义上，汉语的“韵味”、“感悟”才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某种新的意义。